南方网　 李海鹏

1、职业化程度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说：“我写作，不是为了名声，也不是为了特定的读者，我写作是为了光阴流逝使我心安。”如果把其中的“写作”换作“采访写稿”，这就是我对待新闻工作的态度。我想自从进入《南方周末》以来，我已经加入到了一个促使中国进步的事业之中，作为中国千万记者中的一员，我一直为此深感幸运，因此无论周遭气氛如何，上述信念始终如一。

不过，既然应把这份报告当作是一次有意义的回顾，我就应该诚实地说，我首先是在为自己工作，而非为某种理念。我从事新闻工作，在谋生的目的之外，首要的梦想恰如博尔赫斯所说，只是希望对得起自己人生中这一点吉光片羽般的时光，葆有应有的单纯，以便多年之后追忆往事，可以无愧于心。在此之后，我的目标才是承担起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

在这个报社，记者们常常在预料到某些报道无法发表之际，仍然听命于编辑部，按时赴事发地去做明知徒劳的采访。当我也如此行事时，我并不认为这是“纪律”所致，除非这一纪律恰如康德所谓之“心中的道德律令”，出于自由，而非他由。我相信中国文化中的最好的精神传统：“士”要做他应该做的事，而不只是喜欢的事。

我不知道自己会为《南方周末》服务多久，这取决于我做得怎么样，也取决于它做得如何。我知道的只是，无论为时多久，这段时光都会是相当特别的经历。对我来说这份工作就像是在军中服役，我未必有着职业军人的理想，但是花上几年时间为他人尽责，却是自己心灵的幸福。

正是因为有此念头，我才得到了更为真切的现实感。历史和文化让我获知了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明确的感情，我有多爱它，又有多恨它，而新闻工作却让我了解到现实世界有多么复杂和幽深。我想这种了解的必要，也正是优秀的新闻报道的价值所在，在历史和地理的向度之外，我们的工作亦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何为中国。我相信在这民智已经开启的年代，好的新闻具备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而记者对自身职业的尊重正是这一切的前提。

在大学毕业后的全部新闻工作经历中，包括做实习生的时代，我都认为自己可以不必堕落，就能生存。我不曾利用职业之便为自己牟得任何微小的利益，不曾写阿谀权势之作，更不曾曲解事实以使报道更引人关注，这是我喜欢过的生活。对于编辑部派出的题目，只要报社确实需要，无论有无兴趣我都已去尽力完成，这是我应该过的生活。

在我为《南方周末》工作的数年后，我仍然为它感到自豪，它对优质新闻的追求仍然体现着职业的尊严，对精神苏醒的渴望也从未消逝。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份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报纸正徘徊在命运的十字路口。

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之所求，仍然是问心无愧。我觉得这就是职业化的态度。

2、业绩

2002年10月我正式进入《南方周末》，此后近3年的时间里，在工作上经历了3个完全不同的阶段。

在2003年6月之前，我隶属于专题部，为“城市版”提供报道。当时这个版块在报社内部受到同事们的轻视，北京记者站的会议上充满了对它的批评。当2003年10月我的一篇“城市地理”报道获评佳作时，我被告知，这是“城市版”的第一篇佳作。我不是很适应当时的操作思路，因此工作的积极性只能说还不错而已。不过如今回忆起来，我认为当时的“城市版”应该得到更好些的评价才对，对于一份有理想的报纸来说，即便是失败的尝试，也不能说毫无意义。

2003年6月，杨瑞春调任专题部主任，“城市版”的风格随之变化，开始重视题材的新闻性，并强调特稿的操作方法，与整份报纸取得了精神气质上的和谐。这一年的年末，专题部和新闻部合并后，“城市版”取消，它的功能则由“新闻二叠”延续。至2004年6月前后，在我看来，专题部已经成为《南方周末》最有活力的一个部门，这也是我工作最富热情的一段时间。

2004年6月至当年年终，在情绪上受到影响，我的工作量有所下降。直到这年岁尾，既出于欲求振作的心理，也受到报道题材的吸引，我的工作量又回到了正常的状态。

2003和2004年，我共获评月度佳作10篇：《更绝望的人死于高空》、《举重冠军之死》、《他和他的四颗肾脏》、《一场秋雨导致的交通瘫痪》、《富商吴良定：10亿元打造助学基金》、《人工盲童》、《无情戒毒术》、《沈阳儿童村：一个复杂的“丑闻”》、《农民富豪的乌托邦》、《悲情航班MU5210》。

另有《解密小汤山》获当月好策划奖，《故宫大修：不可能完美的大修》获当月佳作提名。

《举重冠军之死》获“2003年度南方周末杰出表现”之“杰出特稿”奖。

2003年获奖篇目未统计。未发稿未统计。

在我自己看来，以上奖项主要是在一年时间当中获得的，即2003年6月到2004年6月。2003年我发表报道43篇，新闻性强的篇目集中在下半年；2004年只发表26篇，为前一年的60%，精力的付出又主要集中在上半年。

以这两年的总的工作量上说，我应该超出了全体记者的平均量。不过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多些，这也是事实。

与同事聊天时，我曾经说过，也许要再过几年，《南方周末》才能看清“特稿”对它的贡献。在新闻价值观、题材开拓、采访思路、事件理解和文本表现方面，我们的操作水平都远远领先于国内同行，即便称之为业内标杆也决不为过。谙熟“特稿”操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本质元素也就是周报周刊的本质元素的强化版，它的核心竞争力也代表了周报周刊的核心竞争力，它的经验会在相当程度上帮助《南方周末》在未来几年中保持同行业中的领先地位。

令我自豪的是，我有机会参与其中，既享受到了开拓的乐趣，又能对报社有益。另外我自己也是获益者之一，在采写硬新闻时，特稿操作的技能也对我帮助良多。

进入2005年，我在工作量上恢复到了“高峰”时期的水平。原因是，现在我更愿意以一种职业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工作。“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对我来说，《南方周末》就相当于这句话里的“国家”。随着年龄的增长，伦理的力量在我身上渐渐超过了激情，因此我愿意这么想：就《南方周末》的光辉传统和卓越地位来说，只有我亏欠它的，没有它亏欠我的，余者暂时不计可也。

也就是说，如今我是在为《南方周末》的精神传统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此时此刻的这份报纸。

既然缺乏影响力、美誉度、反馈率和转载率一类的准确数字，评价自己的工作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能说的只是，我配得上《南方周末》这4个字。在一些多家媒体共同竞争的题材上，我的工作算得上不辱使命。为了实现自己对稿件的期望值，至少在50%的次数里我曾经奋力挣扎。报道的得失成败，既在于个人的素养，又在于用了几分心，下了几分力，这么说来我也还算勤勉。

我对自己的业绩的评价是：以合适的方式，为《南方周末》的精神传统与职业水准增添了光彩。

3、观念

在报道《董建华七年》时，我曾对一起合作的经济部记者余力说，在我的设想中，这篇报道的主人公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董建华，另一个是香港这个城市。我想这种思维方式在我的新闻操作中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

1、没有任何一个新闻人物和新闻事件是孤立存在的；

2、揭示题材背后的秘密，是深度报道的责任，也是周报的核心价值所在；

3、丰富而不冗余的信息总是会受到欢迎；

4、多层次的结构是优质新闻的基本特征。

最终，受到对题材的熟悉程度的限制，这篇报道并没有达到我预期中的效果。不过在拥有了相对丰富的经验之后，我意识到这种“挫折”完全可以接受。对于操作深度报道的客观规律，我的认识带有一种数学概率的性质：

1、自我要求越高，达不到目标的可能性就越大；

2、高标准的要求提出的越多，完成目标的绝对次数就越多。

关于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新新闻等新闻形式的观念，从亨利.卢斯到埃德温.埃莫里，早有数不清的人发表过数不清的论述。不过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观念的由来都与其他事物一样，仅仅是基于需求和提供的双重可能。在我读到大多数相关论述中，论者都强调，在信息发达的时代，如果新闻仅仅强调客观、及时和独家，就必然要走向穷途末路。在国内的报纸行业中，人们对于深度报道的重视，也大多基于对电视和网络作为信息主渠道的地位的认同，试图避其锋芒，打造自己的核心产品。这些看法，都是以行业分工和读者需求为认识核心。

在我看来，相比被动选择，主动提供的意愿更为重要。我相信，只有以主动而非被动的态度去操作深度报道，它才会真正地焕发光彩。

在对小说领域的观察中，我认识到，从各个方面讲，报纸的深度报道都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正如摄影从绘画中汲取养分，电视新闻向电影学习技巧，报纸新闻也一直在受到小说的影响。在目的上，新闻与小说别无二致，都是讲述故事，勾起并保持读者的好奇心，试图传达文字背后的意义。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历史更久，经验更丰富，对从业者的素养的要求更高，因此在技术能力上远远领先于新闻写作。

在我读过的优秀的新闻特稿作品中，有极少的篇目，在捕捉事实本质的方面，已经不逊色于最出色的小说。不过总体看来，即便是最好的新闻作品，在对事实的表现和理解两个层次上仍有上升空间。

基于其自身属性，深度报道不仅可以向小说学习，还可以借鉴历史、哲学、社会学等等人文学科的方法。这些学科与新闻一样，一直在追问“何为真实”，而且比新闻行业更有经验。

在一般新闻中，好的记者会采用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用较小的篇幅叙述发生了什么，用较大的篇幅叙述它是怎么发生的。

文字失分于图象的，是它的不够直观，而它胜于图象的，则是信息的丰富和明晰。如果一个记者富于观察力，写人状物又能绘声绘色，那么他就可以用文字报道同时集纳到电视和报纸的长处。对于一般新闻来说，这已是优胜的秘诀。

除此之外，在我看来这一类型的新闻在技巧上已经缺少拓展空间，而且也不需要再做什么拓展。

对于《南方周末》深度报道的未来，我则充满期许。在我看来，最有价值的深度报道并不是“普利策获奖特稿”中那些描述疾病的感人篇目，也不是香港报章上那些描述权力交替的“内幕”报道，而是这样一种理想中的作品：

1、题材重要，揭示时代的本质；

2、不断指向事件背后的终极推动力；

3、关怀公共利益；

4、信息的收集、择取和推演过程与事实本质相符；

5、具备吸引眼球的亮度；

6、具备艺术的真与美。

事实上，这几点的核心只是一个词：“正确”。正如海明威所说，在绝对意义上，描述一只猫如何拐过街角，与描述一个国家如何历经沧桑一样难。对于新闻来说，“正确”是最低标准，也是最高标准。

拙劣的新闻之所以拙劣，往往是因为它不够正确。如果一个记者缺乏好奇心、理解力贫乏、对他人的境遇冷漠、习惯于人云亦云，那么即便他“忠实”地记录自己看到听到的一切事物，也只能做出肤浅的报道，不能呈现出事件的真实一面。类似的现象，我们在大多数电视新闻中都可以看到。

问题是，人们很难改变一个不懂得理解某一特定事件的记者，因为症结往往在于他这个人本身。我相信，在模糊的世界观背后，必定存在着一个得过且过的人生。正如天文学可以击败宗教，对人类文明遗产的学习也可以提高记者的能力。

一个好的记者的特征是：

1、愿意为题材付出比别人更长的劳动时间；

2、掌握好的方法。

因此，我的新闻观念最终会回归到最朴素的层面：对于新闻价值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学术思潮，而是记者本人。

《南方周末》以及中国新闻业的未来发展，都取决于对类似的常识的尊重程度如何。

4、目标

毫无疑问，我从来没有过进入一家媒体的中层或者管理层的念头。相当多的中国普通记者一旦年近中年，就会为未得晋升而感到焦虑，其中既有对自己前途的担忧，也受到周围人群对其能力的评价的压力。在我看来，记者的话语权受限，以及难以在工作中获得利益和成就感，是这一状况的根源之一。另一根源就在于，媒体的市场化程度仍然相当低，其内部生态仍旧维持着官本位的传统。

对我来说，做一辈子记者则远非不能接受的选择，如果这个职业我能做得好的话。

7岁时，我的姥爷问我：有三个人，一个坐着，一个站着，一个跪着，你要做哪一个？当时我回答说，我要坐着。我觉得坐着比较舒服，听上去地位也比较高。他说，坐着就不对啦，人应该站着，不欺负别人，也不受别人欺负。我花费了很多年才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凑巧的是，当我明白时，我已经成了那个站着的人。

如今我提起这段往事，并无挑战“管理也创造效益”的格言的企图，我只是想说，在地位之外我还可以有其他追求。

我相信，双手劳动可以慰籍心灵，这是人生的要义。若想享受到生活中的欢乐，那么辛苦与逍遥缺一不可。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我相信只有记者才是新闻业的核心力量。我相信在未来一些年里，国内的新闻行业会有更高层次的繁荣和提升，在业务层面上，能够为从业者创造丰富多彩的机会。对于记者来说，这种前景本身就是一种诱惑。

因此我的个人职业目标，仅仅是做一个好记者而已。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自己做到两件事：

1、推动公共利益；

2、写出优质新闻。

对于《南方周末》，我一直期望着它有更多的活力、激情和创造力。没有任何一份报纸值得人们尊重，除非它用行动证明了它的价值；也没有任何一份报纸能够长盛不衰，除非它不断汲取新鲜的养料，在时间中不停歇地生长。我想，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去推动这份报纸前进，哪怕只起到一点点作用，都可以说得上是可贵的成就。

因此我在《南方周末》的目标，就是与它一起做到最好。如果新闻行业的竞争是一场比赛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够拿到更多的冠军锦标。我最不愿意听到的话就是这份报纸已经不复光彩，我相信它仍有进取之心。

另外的目标是，当我离开这家报社时，我能告诉自己：可以去干别的去了，在此你已经尽力。

（注：本文系作者2005年为南方周末内部职称评定而写的业务总结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