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 李梁
沈灏说:瞧,那些新闻的圣徒!我不喜欢这一蕴含道德优越感的自恋话语。我们首先是新闻的“囚徒”。
3月16日晚上10点,“非主流”经济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你的《第三次改革论争》怎么和昨天给我看的不一样?”他对有关他的内容被删改和文章中添加的内容意见不小,但对整体调子还是认可的。几天后我在MSN上碰到了一同操作这一专题的笑蜀,他说,“杨帆这次很难得。”
为什么很难得呢?诸位也许知道,这位杨帆教授信奉斗争哲学,自命为“非主流”的“中左派”经济学家,从上世纪90年代起和主流“极右”经济学家们斗争了十多年。采访杨帆之初,笑蜀就提醒说,跟他打交道一定要谨慎,录音和来往邮件都要留下记录,被他抓住把柄,麻烦就大了。
杨帆认可这一报道,用他的话来说是“稿子还是比较客观的”。
抛开这篇报道其他不说,我接受这一评价,也想在此把一些想法和同事们进行交流,同时进行自我教育。
在我看来,“客观报道”原则原本是新闻安身立命的根本,但在本报近来的一些操作中,却总是受到有意无意的忽略。本报一些报道在社会上引起较大争议,也无不和对客观报道原则强调不够有关。
我记得有同事曾在内部论坛上说,我们老是在一些常识问题上争论不休。很遗憾,这仍然是一个常识性问题。
一
我们是周报,做的是深度报道,追求对新闻事实的深入挖掘和背景的深入解读,为读者提供丰富立体的信息,这是新闻的第一种深度。这种深度指向的新闻报道的事实本身,也是我们对深度报道的最主要的理解。
但在我看来,新闻还有另外一种更为基本的“深度”:对某一题材新闻价值的最大限度的深入挖掘,对客观、公正、平衡原则的较好体现,包括在文字表述上对新闻文字规范的坚守,如简洁、直接、有力等。这是我们做新闻本身的深度。
本报作为中国的第一新闻周报,追求第一种深度无疑是应有之义,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对新闻本身的“深度”的追求。记者业务的提高,包括本报新闻操作的成熟,无疑要以这一深度为标志,而“客观报道”,便是体现这一深度的关键词。
二
记得去年本报的《一场虚拟世界的反歧视大战》在同事间引起很大争论。当时我曾和编辑在电话中说,周末同事从持赞同和反对意见的人的背景来看,有一个很有意味的分野:赞同或者部分赞同的,多为非新闻科班出身,而反对的多为新闻专业出身。为什么呢?后来我们总结,非科班出身的人较少新闻条条框框的束缚,会注重新闻的创新;而新闻科班出身的人强调对新闻原则的坚守,往往会束缚自己的头脑。
新闻无疑要创新,这样的观点我坚决捍卫,但我以为新闻的一些基本原则仍然要坚持,创新要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进行。
“客观报道”当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玩意就像当年“马克思主义概论”课里所讲的绝对真理一样,可以无限接近,但是永远不能到达。虽说绝对客观是不可能的,可不管怎样它是新闻操作中力求达到的有益的目标,我们必须将它作为新闻操作中的态度、思维方法,甚至是信仰。也是我们职业道德的要求:不要用头脑中的偏见歪曲报道本身。
客观报道避免主观判断影响对事实的认知,体现在写作上已有一套规范,例如准确(对消息来源的引述注明出处)、简洁,还有公正和平衡——我要再次说,这决非一些同事认为的是使新闻操作“锦上添花”的东西,而是新闻安身立命的根本。再具体地说,无非是客观地表述事实,不要对事实预设价值判断,平衡引述双方的观点,引述某人的话不断章取义,用事实本身来说话而不是自己跳出来发言等。
这些看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那可是相当的难,包括我自己,每做一篇报道的时候,自己想说话的冲动和保持报道的客观和平衡之间,便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斗争。
三
原谅我要在这里举一些例子,包括本报的一些报道,完全针对报道本身,请原谅。
很多同事都看过《南方人物周刊》关于何祚庥的报道,这无疑是一篇解气的报道,但也有可探讨之处:作者在访谈前的自述,访谈后一边倒的评论,无不具有鲜明的好恶偏向,报道引起何祚庥强烈的反弹,甚至要向上告等,这些有他恼羞成怒的因素,但报道的倾向无疑授人以柄。在我这个新闻业内人士看来,其实在客观平衡上可以做得更好,这也有利于更好保护自己。
这里我又要说到我们做过的“方于之争”的报道(方舟子与于建嵘的争论)。在这里我只想说一下标题“两败俱伤的恶战”。李海鹏曾解释道,没有判断就没有新闻报道,他担心,“如果我们退一步,只求稳妥的话,我们总会得到乏味的正确,但会失去接近事实核心的机会”。我的观点是,这是一个评论的标题而非新闻标题,因为它指向的是对事实的价值判断,而非海鹏所说的“事实核心”。道理很简单:事实本身需要的是陈述,而对事实的价值则需要判断。事实上,客观报道(包括深度报道)从形式上看总是乏味的,不如评论来得立场鲜明和酣畅淋漓,但它的力量也是不言自明的——事实的力量,隐藏在事实之中。
我非常理解并欣赏杨瑞春在内刊中表达的报道初衷和“赋予一个事件以意义”,但我仍坚持认为,“初衷”只能通过报道去发掘和探寻,而不能从一开始就用来引导报道本身。“先入为主”的成见是我们在做新闻时永远应该警惕并避免的。人为地要去“赋予意义”,也许是策划者在评论或策划整体中想体现的努力,但从最终意义上说,新闻的“意义”是读者通过对文章提供的事实信息的各自解读赋予的,他们才是新闻的主人。
所以,不是“不要高估读者”(我记得有几位同事这样说过,令我骇然),而是永远不要低估读者。不要用我们的头脑代替读者的头脑,不要用我们的见解代替读者的见解——你们照着我说的去想吧!我们做深度报道,我们提供丰富层面的事实,提供对事实的各种分析,还在对事实、观点的选择和排列组合中渗入我们的立场和判断,OK,足够啦,我们做的已经比该做的多,剩下的事留给读者吧。他们赞同,他们反驳,他们吵,他们骂,他们理性,他们非理性,接受这样的结果,观点市场从来都是这样的,这比千篇一律的认知要好得多。
这世界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同样不存在绝对的谬误。真知灼见,总会在复杂混沌的观点争论中悄然浮现。
四
在周末内部,有两种心态,容易影响新闻的客观性。
一是精英心态。
我们是大报记者,是新闻业内的佼佼者;我们是文化人,是知识精英,有思想有见解,急于向社会发言,用我们的见解引导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很多人在做新闻的时候,不仅是记录,更重要的是要影响时代的进程。
这些也许有些自恋,也许都不错,但归根到底,我们是记者,那就要做记者该做的事。我们必须通过新闻,通过客观的、平衡的新闻来影响社会舆论。你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新闻之外,可以尽情直接表达,但在新闻中,只能通过对事实的客观、平衡的报道。
别忘了,新闻就其性质而言,更接近于历史而非文学。在西方,大众传播是社会科学,而不是人文学科。
二是草根心态。
这在本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我们对工人、农民,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弱势群体有着天然的同情和悲悯,我们怀着底层立场行走江湖,以笔为旗,替天行道。我们甚至怀着天然的道德优越感——我为穷人说话,如同真理在手,报道天然正义,对报道的批评就是恶意的攻击,就是对弱势群体利益的漠视,在道德上是不齿的,应该受到谴责。
问题是,谁赋予我们为他们代言的权利?我们又有何德何能,能够真正为他们代言?而他们究竟是需要代言,还是需要真正由自己发言?我们只是记者,不是绿林好汉,报纸不过是大众媒介,不是哪个群体的工具和代言人。
我从不认为报道弱势群体比报道跨国公司更有道德优越性,更不认为做前一报道比做后一报道会让心里更“踏实”。道德是针对所有人的社会评价,从来不属于新闻评价这一职业评价体系的内容。对新闻的评价,就在于新闻本身的原则。
“道德优越”心态真正的危害在于,它极易影响对新闻客观性的判断,甚至在将新闻写成道德文章后,还天然地认为这就是客观的新闻报道,并且不容批评和指责。这一旦成了记者和报纸的方向,记者将羽化为圣人,而报纸将走上神坛,在万众膜拜的虚妄中走向迷狂。
这种趋向在过去一度很明显,到今天也未根除,出现在我们报纸上的一些新闻,新闻操作上存在的硬伤被忽略,文中显露的“底层情怀”却受到美誉,显示出对新闻评价“道德化”的苗头,这是十分值得警惕的。
从中国到外国,历史上有多少悲剧都是以道德的名义造就的。中国的底层民众从来就不缺乏代言人,一次次为他们代言的结果,是民众由此永远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他们从长久的沉默到短暂的血腥爆发,玉石俱焚,中国的社会完成了一个治乱的暴力循环。
关于这一点,可以读读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没》。
慎提“为民众代言”,剥去虚幻的道德优越感,尊重底层民众的痛苦和希望,但不必用文人的悲悯情怀去同情他们,按新闻规范操作我们的报道。
或许佛家的慈悲,才是真正的境界。
五
我们要做客观的专业的新闻,要做有意义的新闻。那么意义在哪里呢?周末的老领导用到一个很好的词:启蒙。
什么是启蒙?将理性从虚妄神话的镣铐下解放出来,将人从恐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从“五四”,我们开始启蒙运动,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国家转型,至今仍在起点徘徊。
启蒙什么?理性。通过报纸的报道,传播理性,促进理性在中国的精神土壤里发育成长,传播科学与民主,我以为是本报“记录时代进程”的核心价值所在。
卢跃刚说,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结果是“官智未开,民智初启”。民智是什么,我的理解是社会理性力量的增长。这里面无疑有我们这张报纸的贡献。
杨瑞春所讲的“知识分子的话语暴力”,唯有依靠理性的不断增长才消除,而这一点要通过我们自身的理性的客观的报道来推进。偏颇的报道同样是一种话语暴力,“以暴抗暴”的结果,是理性永远无法落地生根。
以此来评价我们的新闻操作,例如有的报道,在网上引起普遍的情绪反应,尤其是对社会的非理性谩骂——这在当前的社会不公的大环境中当然很正常的,从表面看也似乎扩大了本报的影响力,但这对于本报“启蒙”的核心理念而言决非有益的工作,而是走向了反面。我们报道新闻,主要的目的还是要促进民众对社会问题的理性思考,积累社会的理性资源,用理性精神刷新中华民族的精神天空,一步步建设公民社会和现代国家。
沈灏说:瞧,那些新闻的圣徒!我不喜欢这一蕴含道德优越感的自恋话语。我们首先是新闻的“囚徒”。既然如此,我们不必将手伸出窗外用力呐喊,在一个个囚笼里点燃火光,同样能照亮阴暗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