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栏目制片人杨晖最近最爱谈的一个词叫“TV2.0”:“这是个互联网时代，互联网都进入Web2.0时代了，电视也要进入TV2.0。”

　　杨晖不是业界新手，1999年，她在湖南卫视推出过一档节目叫做“新青年”，当年柴静就是因为这档节目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赏识，进入了“新闻调查”。对于这个TV2.0，杨晖的理解是:“互联网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体验，电视就是一个页面，我们每人在这里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杨晖正在做着两档向“TV2.0”努力的节目，都是谈话节目，一档叫“上班这点事”，在上海“第一财经”频道每天晚上22点以后播出，谈的全是一般小白领日常生活里针头线脑的东西:明天上班穿什么，坐地铁遇上了什么好玩事儿。另一档是在东方卫视和第一财经共同播出的以老板为主角的“波士堂”，拉着习惯于摆出百毒不侵模样的商务人士们下象棋、写书法，问些“你那些钱都用到哪儿了”这样的问题。2007年，上海文广集团招商，第一财经频道是把“波士堂”和“上班这点事”作为主打节目来推广。

　　开播5周年的“鲁豫有约”没有说自己在2007年要走向“TV2.0”，但赶上了“电子杂志”风潮，即将推出电子杂志《豫约》，借此来拓展节目和观众的互动性。

　　“谈话节目走到今天，要想还能够吸引观众，就必须有新变化。”杨晖说。这句话的背后，是连续两年的上海电视节上，谈话节目的交易量下降。几年来，和谈话节目在90年代末期到2000年初期的疯狂扩张不同，包括“艺术人生”在内的老牌谈话节目一直面临着收视率下滑的危机。而新的谈话节目比如杨澜的“天下女人”则面临着收视率一直不能达到理想状态的尴尬。2006年8月，开播3年的“东方夜谭”在“加油！好男儿”和“我型我SHOW”的压力下，让出黄金档，随后停播。如果以1996年“实话实说”的开播作为中国谈话节目热潮的开始，到2007年，中国谈话节目已经走过了10年。有人用谈话节目的冬天来形容谈话节目正在经历的“10年之痒”。

　　10年之痒

　　“谈话节目的热潮已经过去了，谈话节目只是作为稳定的节目样式出现。”这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苗棣对10年后的中国谈话节目现状的评价。谈话节目最热时候，他撰写的介绍美国脱口秀的著作曾是电视台从业人员和传媒专业学生手中的热门书。回顾2000年前后大量出现的谈话节目，苗棣认为，谈话节目被大量复制主要是因为:“谈话节目制作简单，成本低。”谈话节目的成本能有多低？当时很多人对谈话节目的理解就是，一张桌、几个人，几杯水。流程也非常简单，主持人和几个嘉宾先吃饭，饭桌上大家把选题侃出来，编导根据侃出来的思路稍微做些整理，定录影棚，大家在录影棚里按照提示侃上个把小时，角色基本上是按照辩论赛的正反方安排的，立场基本是临时分配的。

　　这种粗糙做法很快就影响到了谈话节目的口碑。“谈话节目当初的出现让人兴奋，是因为它标志着一种话语权的开放。”杨晖说，但节目制作的粗糙毁掉了这种新鲜感。另一种做法则是过分依赖专家学者的策划，直接引用结论，崔永元离开节目时就曾感慨:“以前‘实话实说’的策划，都是大腕级的社会学者和教育学者。他们希望在节目表面的娱乐色彩后能讲出一些大道理。对我来讲，要把这些专家学者给我的思想先消化掉，然后变为自己的东西，这个‘翻译’过程非常非常累。”

　　在这10年里，谈话节目这种形态也经历了电视节目两次大风潮的冲击，一是大时段民生新闻节目的兴起，另一个就是至今仍在进行的娱乐潮。2002年，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推出了“南京零距离”，被学界认为是开创了大时段城市民生电视新闻节目的先河。“南京零距离”大量报道的是发生在百姓身边的新闻故事，而政府活动、会议新闻常被压缩在屏幕下方以滚动字幕的形式出现。“南京零距离”在每天制作的60分钟节目里至少要播出25至30条新闻。提供这一保证的，除了节目本身拥有的几十位记者，还有100多位百姓摄影师。这个节目开播第2周就进入AC尼尔森南京地区电视榜;开播第28周进入AC尼尔森南京地区排行榜前5名;从第36周开始，一直名列AC尼尔森南京地区电视节目排行榜第1名。最高点收视率达到惊人的17.7%。这种形态迅速被拷贝，仅南京地区就陆续开播了“直播南京”、“绝对现场”、“法治现场”、“标点”、“服务到家”、“1860新闻眼”等民生新闻栏目。几年间，各地的都市频道都开播了民生新闻栏目。

　　对谈话节目来说，民生新闻的兴起，按照苗棣的说法:“占了一部分话语空间。”谈话节目最初兴起时，大部分关注的正是民生问题，“实话实说”正是其中代表。显然，相对谈话节目，以直播或“准直播”为形态的民生新闻栏目无论从画面还是评论都更有冲击力。娱乐风潮对于谈话节目的影响更偏重于审美取向。曾任“实话实说”主持人的阿忆对娱乐风潮带给电视谈话节目的影响相当不满，他觉得，在娱乐化时代下,“连小崔式的幽默，都显得有些古板”。

　　回到“脱口秀”

　　能撑到2007年的谈话节目都经历过重大调整。曹志雄是“鲁豫有约”的制片人，在他看来，“鲁豫有约”这5年来，经历过两次大调整。“鲁豫有约”开播于2002年，当时谈话节目正方兴未艾。节目原来定位是“通过对历史尘封人物的记录来还原共和国历史”，当时他们希望打造的是一种“寻访”感觉和一种谈话的“私密性”。为此，节目会刻意播出鲁豫一家家敲门找人的过程，以体现“每次寻访本身就是一个故事”。而谈话空间也大多选在谈话对象家里的客厅或者咖啡馆。第一次大改变是2004年开始采访成龙、张柏芝这样的热点明星。现在看起来，这其实是“鲁豫有约”在拓展选题的尝试。曹志雄不愿意承认这是受到娱乐化大环境的影响，但他强调这两次采访“反响非常好”，而且吸引了很多青年观众的关注。自此后，“历史尘封人物”只是选题的一部分，新闻人物、热点人物都开始成为鲁豫的座上客。直到2006年的第二次调整。

　　“鲁豫有约”的第二次调整一直到现在在业界都依然有很多非议。一个最显著调整就是鲁豫不再是坐在客厅和咖啡馆角落的寻访者，她成了一个1200平方米大型演播厅、300名观众大客厅的女主人。播出频率一周5期，成为“日播节目”，节目内容也越来越多元:明星、新闻人物、普通百姓，甚至新闻话题。让人有时甚至觉得“水”。关于这个“大”，曹志雄的解释是“大”才可以有效避免拷贝。“你知道，当年‘鲁豫有约’出来后，一时间到处都是‘××有约’。”在苗棣看来，这是一种“和国际接轨”的做法:国外的脱口秀节目几乎都是日播，因为周播错过率很高，接触率很低，而日播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而且事实上，国外的谈话节目并不承载国内谈话节目那么多的东西。“其实在美国，脱口秀是一种‘相对物美价廉’的节目形态，除了我们现在常常提起的一些精品节目，大部分都是垃圾节目。”所以，苗棣觉得，中国的谈话节目谈不上“式微”，而是一次次调整中越来越回到了常态。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所说“新版的‘鲁豫有约’更贴近我们的生活和社会，更像身边的家长里短，但这种家长里短里又透着很多文化、社会、道德的信息”。这个评价后透露出的信息是，“鲁豫有约”正从当初的精英越来越平民化。这似乎也是目前国内大部分谈话节目的共同走向。杨晖说，“我们一直说传播的权利，可是大家忽视了一个很关键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受众是不是也有传播权”。在“波士堂”中，杨晖设置了一个观察员角色，代表了一大群非专业人士的视角，她把一些问题，比如你那么多钱都花到哪儿啦，直接而大胆地问出来了。脱口而出的非专业问题，必定带来非常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