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化的媒介环境中我们的记者是谁？20年前，那个时候一个新闻工作者确实是社会的良知，是在满足人们的知情权；是政府的舆论监督的工具，同时也是监督工商企业的工具。今天如果媒体变成商业化的企业，我们的记者职业如何定位？在商业社会里记者就是一个为养家糊口，四处奔波的人。为什么这样讲？他可能是非常忙碌，他非常忙碌是忙碌什么呢？要忙碌一个封面文章，要忙碌一个独家报道，因为媒体老板很清楚，媒体要追求利润，以最低的投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益。
　　今天要搞清楚三个概念，什么是记者，什么是媒体，什么是新闻。在媒介化的社会里什么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反常的是新闻，正常的不是新闻，但是我们身边发生的大部分都是正常的，反常的很少。我们的媒体是每天几小时报道恐怖主义袭击，但是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领导、下属有几个是被恐怖主义谋杀的？我们更多的亲人、朋友、同事、领导、下属可能是被艾滋病夺取了生命，被癌症、糖尿病夺取了生命，但是媒体不关注，这就是商业化导致的结果。
　　新闻媒体存在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呢？从传统的新闻价值来讲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满足人民群众知晓与他们的最大利益和生活所需密切相关的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的真实情况。现在打开我们的任何一家报纸，特别是畅销的报纸，最大的照片，占了一整版，跟我们的生活毫无关系，韩国的一个影星的工资多少，他的片酬多少，他在哪个剧扮演的角色，跟你的健康、工作，跟我们这个城市的生活环境、污染状态有关系吗？我们的商业媒体越是发达，我们看的报纸越来越厚，看的频道越来越多，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越来越少。这就是我们商业化的媒体带来的。
　　很多人强调媒体越是高度的商业化越会满足人民的知情权，是不是这样？媒体的产业化、商业化给我们新闻界带来了一种新的运作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带来的是新闻报道追求丑闻化、片面化、脸谱化、简单化、戏剧化。与此同时，有线电视的到来，数字电视的到来，卫星电视的到来，还有网络、短信、QQ、厚报，很多人只看到它给报纸的老板投资者带来大量的利润，但是没有考虑到给社会、给普通大众带来的负面效果，就是信息过剩和垃圾信息。过去我们的信息是稀少来源。现在我们的一个城市有几十家、上百家报纸，一个报纸有几十个版面，报纸的版面是为了什么呢？我们今天办报是送报纸卖广告，我们的报纸不再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服务，而是为了满足广告商的利益。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不再是独立的新闻工作者，他只不过是为报纸的广告版填补空白的人。名义上编辑部是独立的，事实上已经是广告和发行部的一部分了。由于广告的泛滥，所以信息也在泛滥，但是报纸还要追求低成本的投入，就是减少编辑、记者的队伍，减少“守门员”。媒体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每篇稿件不可以缺少核实，但是今天几乎没有一家报社能这样做。信息越多，虚假新闻越多。
　　还有注意力在缩短。过去我们看一个频道可以把一条新闻从头看到尾，今天不是这样，我们拿着遥控器一个一个频道换，什么时候停下来，直到出现一个血腥的画面，或者色情的画面或者耸人听闻的画面，或者是搞笑的谈话节目，达到高收视率，结果广告商、赞助商大量地投入这样的节目。这样的谈话、画面的泛滥使人们关心自己命运的注意力在缩短，而关心丑闻的注意力在增强。

　　                      二　　　

　　传统新闻学强调媒体的道德、新闻工作者的道德，例如，强调不可以把死人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现在的报纸记者觉得很好玩儿，随便登，满足了公众读者的好奇心，但是你忘记了人的尊严，他的父母看到了是什么感觉？你想想如果这具尸体是你的亲人，你是什么感觉。我们的公众读者在媒体商业化的浪潮下已经把死人不当回事儿，看热闹。如果要刻意收集严重践踏新闻职业道德的事件，还要多得多。
　　在新闻学上有这样一个原理叫做情感疲劳。什么意思呢？如果人们看死人看得多了，就像得感冒一样，感冒多了根本不在乎。可以不可以这样来做呢？不可以。大家都知道非典很可怕，非典去年一年死了300多人，我们流感死了多少人？去年一年死了5万人。但是对流感大家见怪不怪啊。
　　有人讲我们的媒体变得越来越不厚道，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越来越缺乏。 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冷战年代，政治新闻本身可能是某种公共娱乐的源泉。在今天这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人们更多强调个人发展、个人享受和个人娱乐，人们的兴趣正在远离政治和公共事务。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把一张报纸从头版头条看到末版末条，或者把电视新闻从头看完。今天媒体的产业化越发达，公众越是星星点点地获取新闻。早上起床听广播，上班路上听交通台，晚上下班后再看一下晚报或者上班时抽空看一下今天的网页，更多是看标题，如果这个标题不耸人听闻就不会点击，即使内容对于你的生活，对于你的工作，对于你小孩上学、父母看病很重要也不会点击。美国学者做过这样的调查，全世界都是一样，如果网络标题上出现Sex点击率比没有sex增加两倍，今天人们更关注的新闻是什么，娱乐新闻、股票行情、体育新闻、名人丑闻、明星逸事。为了留住受众，越来越多的电视台、电台把新闻作为娱乐来报道。
　　为了吸引观众，吸引读者，把新闻变成谈话，这也是媒体产业化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大家看看，从凤凰卫视到中央电视台，到处都有谈话节目。这实际是一个最好的商业化操作方法，一个人坐在那儿谈新闻，如果把谈话节目变成一个小时的新闻报道节目，得需要多少人？做一个小时谈话节目，一年付主持人100万年薪，但是一个小时的新闻报道，一天的投资就不下100万。一条电视新闻的播出，一般是45秒，最多不会超过1分钟，一小时的新闻报道至少需要60条新闻，一天就一二百万。
　　商业化的新闻学正在改变公众的行为，并在改变着公众的意识判断和对新闻的界定。在今天的媒介文化里，如何认识新闻？新闻有两个层次，一是与广大读者或者公众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新闻，二是与广大读者观众的生活、工作、就业、健康、教育等根本利益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新闻。我们每一天突出报道的丑闻、闹剧、战争、暴力跟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它能抓住你，所以商业利益、金钱利益驱动下的媒体，真正关注的是第二个层次的新闻。在第一个层次里，广告商不喜欢的新闻，大家不爱看的新闻，恰恰是与广大读者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新闻，如公共健康，公共安全、生活环境等等。所有的这些问题和政策的新闻源，毫无疑问来自政府的信息讨论和新闻的发布。但是，这类新闻对于商业性媒体本身来讲，很难进行抓住公众眼球的商业炒作。

　三

　　从媒体的商业化与人民的知情权，我想到党报的改革。现在很多发达的媒体，都是党报下面的子报。我认为，在中国以党报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主流媒体，应该毫不松懈地密切跟踪政府领导人和相关政府部门，把公众必需的信息及时地传递给他们。同样他们也可以赚到钱。在今天的新闻文化中，本应代表公众利益，以报道公共事务、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为己任的党报却正在公众中失去阅读的市场。长期下去，我们的读者在这样的媒介环境里面，就会把那些与他们没有利益关系的商业化、娱乐化的故事当成他们想要看的新闻，而把那么与他们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的报道不当成他们所要看的新闻。在这种媒介生存环境下，中国传统主流媒体能否生存下去，关键在于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些媒体会不会被高度商业化的媒体所取代。
　　未来，主流媒体与新兴商业化报纸的竞争与其说是商业竞争，不如说是未来人才的竞争，是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这种人力资源的配置是两方面的。第一是争夺下一代的精英。无论是《人民日报》还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它们未来的生存在于它们能否以有价值的内容吸引下一代优秀聪明的年轻人和未来社会的精英。要让这些人感觉到值得花他们的时间和精力看《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第二个是争夺优秀的新闻人才。一个低工资、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工作没有创新、作品得不到读者观众欣赏的记者，如何跟有高工资的记者竞争呢？这样一个激变的媒体环境，给中国的主流媒体、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传统的主流媒体提出的挑战是什么呢？面对萎缩的传统主流媒体，各级党报能否勇于面对这样的现实，勇于进行扎扎实实的新闻改革，从满足最大公众利益需求和知情权出发，为复兴传统的主流媒体，并创造一个新主流媒体的环境开拓新的出路，而不是空谈口号、理论？
　　党报如果要改革？我有这样几点建议：第一，党报在媒体的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大潮中，只有深化改革、大胆改革才能取得生存的环境。第二，要想在市场中生存和发展，必须改革成一个全新的现代化的都市新型党报。党报要改变的是党报的办报模式和报道模式，不仅是形式而且要从新闻学的基本理论出发。党报的改革成功在于大改，而不是小改，这种大改首先是从党报的头版头条开刀。默多克说报纸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报纸的头版头条。我们的党报的头版头条历来是读者不看的。党报的改革成功还在于把社会主流人群为主的全体市民作为自己的读者定位，它的改革成功在于坚持报道选题的主流。再有要坚持三贴近的原则，这不是一个空谈的口号，***同志和李长春同志提出"三贴近"也两年了，但是看不到主流报纸做到三贴近，看不到主流报纸做到头版贴近、要闻版贴近、本地新闻贴近，巧妙地把政府议程、公众议程融为一体。而其他商业化的媒体，塑造力非常强，将会造成党和政府的议程与公众议程严重脱节，导致下一代中国人对政治、对公共事务、对政治新闻继续保持冷淡，这样，不仅中国的新闻界让人担忧，更重要的是国家的命运也面临严峻的考验。

　　                     四

　　如果有人问我说：李老师，如果你现在是一家媒体的总编辑，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第一要强化新闻工作的忠诚感和自豪感。我们的投资者、媒体、老板、老总们，每年热热闹闹地开会，你们有热情和自豪感，你们的雇员是普通的工作者，在商业的大潮下已经失去了这两个感觉。因此，如果我是一家刊媒体的总编辑，我就要把新闻工作者、新闻的编辑记者作为媒体的核心人才。但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媒体市场化后或者产业化以后，中国新一代新闻工作者正在陷入严重的工作和生活窘地。
　　我刚刚完成了调查，也是网上做的调查，调查表明，中国大概有近百万新闻工作者或者媒体从业人，其中43％的人没有任何劳动合同，有的半年没有工资，没有记者证没有工作证，靠什么发工资，靠稿费和劳务费，连民工都不如。有一次我在电台看节目：总理为民工讨工钱。我问这个记者你什么时候做一个节目——“总理为我讨工钱”，因为很多制片、老总很自豪地说“我雇的人，我半年都不付钱”。不签用人合同，从报纸、杂志到电视都有这样干的。中国有300家新闻学院。有这么多新闻学院，这些报社的老总要省钱，他们每年可以得到大量的实习生而不是新闻记者，实习生不用出钱，一年半载的，说你不合格，没有岗位，你就得走人。报社然后明年再进实习生，并且到处建立基地，这就是说可以获得大量无偿的劳力。37％的人对未来晋升职位渺茫，27％的人认为工作枯燥无聊。最可怕的，35％的人是35岁以上。作为一个记者，要采访要写作，要掌握一套调查方法，要非常准确地表达，要通过自己的思想深入挖掘出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这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大学毕业就已经24、25岁了，读完研究生27、28了，我们的记者队伍35％的是35岁以上的人，而大部分是23-28岁的人。多么可怕啊！我不是说年轻人不可靠，毕竟我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但就像做手术的外科医生一样，不是说一毕业，你就可以动手术。我们看看西方的媒体，记者干到70岁，一脑袋都是白色的头发，还在那儿当记者呢，到任何地方，还引以为豪。你看我们都是靓男靓女，哪一种记者写的东西更深刻？签合同的只有57％这意味着记者没有自己的身份，没有保险，一切的一切就是为了发稿子，今天的饭到哪吃去？要给父母寄钱哪里来？要发稿，必须写得比别人好，首先要抓住编辑的眼球，越搞丑闻，篇幅越大，报酬越多。结果在这种环境中人们看到的新闻越来越离奇，这就是媒体商业化带来的。
　　再看看我们可怜的新闻界的“民工”，他们享受什么权利，能享受病假者10％，因为他根本不是媒体的“在册”员工，爱来不来，工资条上没这个人；有产假的7％，要生孩子，生完孩子回来再说。这样一个媒体环境！我们可怜的记者在疲于奔命、工作辛苦，我们的新闻编辑部人手不足、老手匮乏，很多人的处境是报酬低廉、饥肠辘辘、没有晋升、没有前途。
　　特别可怕的是，一些有影响的报纸甚至模仿香港某些报纸的做法：5个记者竞争采写同一事件的报道，5篇报道选一篇，谁的被选中，5个人的工资全给他一个人。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记者要想尽办法挖掘别人挖掘不到的细节，如果当事人没说这个话而我要这个报道引起轰动效果，我就要编一句话；如果他没有这种意识，为了加强轰动效果，就加上我自己的意识。由于我们的不少记者生活在这样没有劳动保障的生活环境中，越来越多的记者主要收入是靠各种稿费收入，没有年薪和固定月薪，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是煽情、片面、忽略、夸张、创造。
　　最后我强调一点，在高度商业化的媒介环境中，媒体需要的是眼球，媒体最能激发公众注意力的方法是让公众愤怒，要让公众不断地生气，记者往往忠于的是公众的情绪和愤怒而不是忠于事实真相：尽量按公众的感情报道，公众讨厌这个人物，我的报道要使公众更加厌恶这个人；公众对某一件事情是愤恨的，只能让公众对这件事情火上浇油。如果事实真相是违背公众的，你敢报道吗？最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要独立于发行量的压力，广告的压力。但是，记者如果触犯了众怒，就等于触犯了报社老板，等于触犯了广告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基本的尊严和人权保障，他如何能在新闻报道中坚持平衡和中立的立场？我呼吁要关注新闻工作者的基本人权、基本的尊严和基本的劳动保障。没有基本的劳动保障，只能去搞有偿新闻拿红包。正如一个教授，如果他不是终身教授，他如何能实现真正的学术自由，他如何敢于挑战同行和权威，甚至推翻权威的理论？好的记者如果不让他有一个目标，有一个保障，有一个至少三年以上的劳动合同，他的报道就只会按编辑的、制片人的眼神行事。

来源：《青年记者》　作者：李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