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中国新闻界--呼叫灯塔

本文以内部人在场的言说方式，揭示了中国媒体业作为利益集团的属性，以及媒体人追逐利益的特殊方式。内部人写作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媒体人圈子总体来说相对封闭且有一套行内潜规则，外部人对此不可能有深切的了解。

笔者曾多次接受过传播学者的访谈，学者们固然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但因不能深入媒体内部，其分析难免失之于皮毛、笼统乃至肤浅。即使是著名的媒体社会学者如Gaye Tuchman(1978)和Herbert Gans (2005)所做的田野调查，也未能摆脱外部人的局限。

在这方面，作为内部人，笔者很好地克服了社会学调查中常常为之头疼的如何“入场”以及如何“保存现场”的问题（曹锦清, 2001），不但拥有第一手的媒体内部运作经历，而且能很好地实现与内部人之间的交流、沟通，从而保障发生现场的完整性，能够洞悉这种程式化的日常运作后隐藏的动机和目的，有助于笔者对媒体政治本质的把握和解释。

为完成本研究，笔者以正式访谈与日常闲聊的方式，与广州三大报业集团的部分编辑记者多次交流。他们的详尽叙述对本文写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多种原因，笔者不便在此列出他们的姓名，只能谨致谢意。

媒体，尤其是中国的媒体，从来就不是什么正义、民主的正常诉求场所，只不过是一些人和利益集团寻求自己的利益（或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或兼而有之）的工具和渠道。

2004年9月6日晚，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在播放俄罗斯人质危机的新闻报道时，屏幕下滚播着的是俄罗斯人质危机中一共有多少人丧生的有奖竞猜信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奖竞猜的背后有利益的分成。在广州，午夜时分拧开收音机，听到的绝大多数是普通话不怎么纯正的本地医生们在大谈如何防治性病或其他什么病，那是因为该时段通常都被这些医疗机构买断了。

2006年8月21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次读者访谈，但没有一个访谈对象是农民工或者下岗工人，那是因为这些人没有社会影响力和广告投放力。

在中国的报界有个非常时髦的词，叫“有效发行”。有效发行其实就是能给报纸带来广告投放的发行，本质上就是有钱发行。那么在广东，什么地方最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投放广告？当然是珠三角地区。

所以，广州的报纸无一例外地首先压缩在非有效发行地区的发行量，然后压缩在非有效发行地区的版面。在广州，由于地产广告在报纸广告中所占份额很高，所以广州报界向来极少刊登有关地产商的负面新闻。

从上述种种现象中不难看到，所谓的公平、正义，更多的时候不过是媒体谋求自身利益的一张皮罢了。当然，多数媒体还是愿意在正义、公平等当代社会的普适价值上做文章的。但千万注意，这要么更经常地被政治权力、经济权力遮蔽了，要么充其量只是他们达到谋取自己利益的手段而已，而不是他们追求的终极目的。

他们在社会正义、公平、民主上做文章，以求得读者的共鸣，从本质上看，其目的都是为了在读者中扩大认同度，扩大市场占有率，从而扩大广告吸引率，以达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有关媒体不过是一些利益集团寻求自身利益的工具的说法，在西方并不鲜见。传播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Herbert Schiller、Robert McChesney、批判学派代表人物Noam Chomsky和Ben Bagdikian等，都有文章和著作述及。

Herbert Schiller认为，包括大众媒介在内的美国文化产品的最高目的就是“发布、推动和叫卖（美国式）消费主义，成为跨国商业公司系统实现其自身利益的理想工具”（Schiller，1992：30）。

他认为，美国行政机构、军事组织、跨国公司和商业传媒纠结在一起，通过美国式市场策略的运用，在“把整个世界变成大卖场”（Schiller，1992：42）的同时，促成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特征的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在全球的霸权地位。（Schiller，1989）。

对这种大众媒介彻底异化为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的工具的现状，Herbert Schiller感到痛心疾首，因此他在《文化产业：公司表达接管了公众表达》（Culture Inc.: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一书中呼吁，亟需大规模地反思和检讨美国的信息文化现状，将信息流通归于“公众参与和公众自我负责”（Schiller，1989：171），以“对人类的启蒙和福祉有所裨益”（Schiller，1989：167）。

Robert McChesney则强烈抨击了传媒假之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庇护，越来越趋于私人垄断和臣服于商业价值、经济利益的状况。他认为，与这种“臣服”相应的是，“公共服务价值的衰微和被边缘化”（McChesney,1999：48），公益让位于利润，媒体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旨在“服务于一小撮富有投资者、企业老板和广告商利益的系统”（McChesney,1999：77）。

Edward Herman和Noam Chomsky在论述美国大众媒介的传播政治经济属性时，提出了一个从组织结构和关系的角度来解释美国媒介表现的分析框架，谓之“宣传模式”。

他们认为，美国新闻正遭遇以下几大日常化的被过滤路径：所有者、广告商、信源（主要由政府官员、企业高管以及和被这些主要权力源资助与批准的所谓专家们）等。媒介“服务于那些控制和资助它们的社会强势者们的利益，并代表它们（向大众）进行宣传”(Herman & Chomsky,2002: xi)。

2004年，Ben Bagdikian在其《媒介新垄断》（The New Media Monopoly）的修订版中，详尽阐释了所有美国的主要传播媒体是如何逐步被那些1987年初版时的50家而如今仅5家的大公司所控制、操纵和垄断的。

在这本被称为“媒体工业集中化研究领域的圣经”里，Bagdikian通过大量的事实，生动、具体地揭示了美国传播媒介委身于那些大公司后的利益集团本质。至于有关中国媒体的利益集团属性的论述，就笔者目力所及，当推Simon Fraser大学传播学院赵月枝博士的论述最为系统。她在新著《传播在中国：资本重构和社会论争》（Communication in China：Capitalist Recons- truction and Social Contestation）一书中,论述了媒体作为利益集团，如何和政治、经济等利益集团交织在一起，并在这种交织中实现对自身利益的追逐。

如果说赵月枝博士是从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视角来把握中国媒体利益集团属性的话，笔者在此拟接着赵月枝博士“往下说”，深入中国媒体内部，从一个中观的视角来剖析中国媒体作为利益集团其内部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与运作逻辑。

剑桥大学社会学者John Thompson将权力分为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经济权力（economic power）、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和军事权力（military power）(Thompson, 1995, 2000)。在揭示中国媒体人利益角逐的路径和逻辑过程中，笔者将主要立足于John Thompson的权力四分说，着力展示媒体人如何不断地将他们手中所掌握的符号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如何不断地将他们手中所掌控的组织资源转化为个人资源。

我们将根据自己在报业多年的亲身实践、个人观察和与同事们的经常性访谈，从三个角度来分析媒体人如何将媒体作为追逐个人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工具和手段：从升迁的角度来论述中国媒体人是如何进行从符号资源到政治资源的转化的，从“工资＋外快”以及变现的角度来论述中国媒体人是如何进行符号资源到经济资源的转化。

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一些媒体入行者是抱着一种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投身报业的，但经济考虑也是他们投身报业的重要因素。从一般情况看，媒体入行者在新闻编辑工作中经历大约两年左右的社会化过程后，其新闻理想和职业雄心因认识到种种现实制约而逐渐受挫，而经济利益上的追求日渐成为最主要的工作驱动力。

媒体人的收入一部分依靠工资收入：工资收入的构成主要为“基础工资＋计件工资＋职务津贴＋年终奖”。只有那些在媒体内拥有一官半职的人才有职务津贴。媒体人的基础工资部分相对固定，主要根据被评聘级别而确定，行内俗称为“底薪”。而计件工资部分则直接与工作量和工作完成情况挂钩，是工资收入部分的大头，它其实类似于管理学所谓的计件工资制和量化考核。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在在报业内流行的称呼叫“挣工分”。“挣工分”最先是随着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报纸尤其是都市报系列在90年代中期的勃兴而建立起来的。后来，随着都市报影响力的不断扩散，其他报纸包括各地党政机关报及晚报竟相仿效，约在2000年前后逐步建立起这种以量化考核和计件为基本特征的工资体制。

媒体人的另一部分收入来自工资外收入。工资外收入的多寡取决于编辑记者手中所掌握资源的多寡。这种资源通常具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指在报社内部的发稿权；二是指在报社外部所掌握的可利用资源。从经济社会利益交换关系的原则出发，社内发稿权与社外可利用资源之间呈现为一种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那么，在报社内部，哪些人拥有的发稿权最大？首先是那些握有版面的部门。而具体到部门内部，则依级别高低而享有相应大小的发稿权，即分管社委、部门主任、部门副主任和责任编辑。其次是那些容易出新闻的“线”，比如政法新闻、公共卫生新闻、房地产新闻、公共交通新闻等。

在新闻业内，素有“瘦线”和“肥线”的分别。所谓的“肥线”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容易出新闻，二是容易给记者带来好处，便于谋取利益。而所谓“瘦线”正好相反，通常含义就是不容易出新闻，亦不容易给记者带来好处，比如深度报道新闻、报料新闻、农业新闻等。

不过，这种“瘦线”与“肥线”的区分并非绝对不变。对那些不善经营的记者来说，手中纵然是条“肥线”，也可能会被他跑“瘦”；而对那些善于经营的记者来说，手中即便是条“瘦线”，也可能会被他跑“肥”。

谋取工资外收入的路径实质上就是符号资源转化为政治和经济资源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1，收“红包”，即目前在报界已经“合法化”的所谓“车马费”。这种“红包”一般都是某公司或单位开一个面向所有媒体的新闻发布会，然后给所有与会记者一份通稿和一个红包。

这种红包价值不等，高的5百到1千元，低的也许仅50元。腿脚勤快的记者若经常跑这种发布会，也能积少成多，集腋成裘。2，有偿新闻，这在中国报界又有一俗称，即“软稿子”。言外之意是“拿了人家的钱手软”。

由于目前中国报业广告市场竞争激烈，报纸广告普遍存在把关不严，有钱辄登的倾向，因此虚假广告不少，久而久之，广告效果并非很好。相对而言，新闻则有着中立、可信等品质，传播效果优于纯粹的广告。何况，通过媒体的正式渠道刊登广告所支付的广告费用要远高于通过私人渠道刊登新闻所需要打点的费用。所以，无论从效果还是从费用的角度来说，有偿新闻都比广告更受广告客户青睐。现实中，有偿新闻也是编辑记者一个重要的工资外收入来源。3，佣金。中国的人情社会和非制度化生存的本质，决定了一个人事业的成败和境遇的顺逆很大程度上仰仗于手中社会资源的多寡，而不是遵纪守法程度的高低。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那些依靠工作关系而建立起大量人脉的编辑记者便有了可用武之地，即通过牵线搭桥、从中斡旋、为当事人或趋利或避害，从中获取佣金，这类费用又称“打点费”、“好处费”等。4，拉广告。在采编与广告之间没有截然分开的报社，部分编辑记者之所以热衷于拉广告，原因有三：首先，编辑记者没有广告业务员的广告任务压力，没有完不成任务的风险成本；其次，编辑记者能拥有相对较高的，一定比例的广告提成；其三，得益于手中的新闻平台，记者比广告业务员更容易使广告商买帐。访谈中，笔者被告知，有些记者一年光广告提成就可以拿到30万元。5，编辑记者个人开公司。

三、媒体人的升迁之途

从记者、编辑逐级升迁，即使每个环节都很顺利，也要经历从部门主任助理→部门副主任→部门主任→社委→副总编辑，最后才能做到总编辑（或社长），这是一个漫长且并不轻松的升迁过程。

这一漫长的升迁链条固然适用于主报，但也同样适用于子报。如果将主报和子报之间的科层关系画出一张报业集团结构图，读者便可以推想目前中国的报业集团是怎样一个壁垒森严、高高耸立的金字塔型架构了。

如果说，副主任及其以下职位比拼的尚是业务能力的话，那么副主任以上比拼的则更多的是排队情况如何，也就是，你跟哪个领导站在一条线上，排在一个队列。所谓排队，首先就是表忠心并切实效忠。效忠的最佳方式则是听话，言听计从。具体到采编过程中，就是热烈拥护领导设定的某采编方案和思路，出点子予以优化，忠实地在具体实践中予以执行。其次是要逢迎附和，做领导爱看的，说领导爱听的，多向领导汇报想法、思路，并时时请教。

美国社会学者Herbert Gans曾在他的名著《决定什么是新闻》（Deciding What's News）中提到，报社的编辑记者都不怎么重视什么读者调查。这句话放在今天的中国传媒来看，也基本是正确的。其实，在新闻编辑室里，决定什么是“新闻”的，既不是课堂上学的什么新闻价值，也不是什么读者调查，而是领导的好恶。

一位接受访谈的媒体人说：什么是新闻？领导认为是新闻的，就是新闻；领导认可和满意的新闻，就是新闻。再次是爱憎分明，尽可能地突出领导的重要地位和制造领导的出场露脸机会。在一个矛盾丛生、派别林立的媒体机构里，一旦跟定人、排定队，就必须将排队进行到底；否则可能的结局是谁的队也不要你。

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封建化小王国里，普通编辑记者基本上既无尊严也无自由，副主任级别基本能拥有尊严，主任级别基本能拥有自由，社委级别则基本能随心所欲。换言之，若当不了副主任，你将基本失去尊严；当不了主任，你将基本失去自由；当不了社委，你将基本不能随心所欲。究其原因，这与中国报业集团当下的领导干部选任制有关。现阶段，报业集团的社委级领导归口于同级党委的组织部选拔任命；社委以下的领导归社委一级管理层选拔任命。

具体到报业集团内部，子报同样沿用这种干部选任制，那就是，社委决定谁可以当官，谁不能当官。这种选任制使得领导层握有绝对的话语权，从而形成了一种绝对的对上不对下的晋升氛围。尽管目前多数报社都实行若干年一次的竞争上岗，但那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在这个高度层级化的王国里，每个级别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只在自己所属的级别圈子里活动和交往，分明的区隔线无形地存在着。“我们”和“他们”的区隔感，在几乎所有的层级里不但明显而且浓厚。

个人升到社委级别之后，似乎一夜之间便从普通编辑记者乃至副主任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他们不再在日常聚会场所吃饭，觥筹交错的被求场合陡然增多；不再在日常公交场所出没，出入有指定司机驾驶的专车；不再在普通小区露脸，迅速攀升的月薪和年终奖外加各类不期然而至的现金，使他们的房产升级步伐加快。在度过半年左右的适应期后，他们逐渐从编辑部的公众视野中消逝。除了公事公办的工作外，普通编辑记者与他们之间的交往被看作了一种奢望，乃至遥不可及的事情。这些领导者就是这样在保持着神秘感的同时保持着赫然的区隔。

这种区隔除了上述的升迁者个人的刻意之外，在整个组织内部也是通过多种途径刻意保持着。

首先是办公资源的多寡。比如，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社委级别的办公室一般为两个普通间大，配备气派的总经理类型的办公桌和配套的真皮座椅、组合沙发、专用空调、一排书柜、饮水机等。社委级别以下人员的办公室都是整幢大楼共用的中央空调。主任级别的办公室则为一个普通间，配备普通办公桌和普通座椅，以及一个日用储物柜。副主任级别的，一般是一个普通间放两张电脑工作台，两个人共用一个房间。普通编辑记者则通常是一个大办公室，隔成若干电脑工作台。

所以，走进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只要观察一下房间的大小和布置，便知道房主在集团内地位之高低了。

办公资源的另一区隔方式是发放的报纸种类。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里，普通编辑记者只发放《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和《南方农村报》；副主任级别的，除上述报纸外，加发《21世纪经济报道》、《人民日报》和《羊城晚报》；主任级别的比副主任多发《广州日报》和《新快报》；社委级别的比主任级别的又多了《新京报》、《信息时报》、《光明日报》、《文汇报》、香港《文汇报》和《参考消息》。

其次是参加各种会议的资格规限。报社里经常有各类会议，一般在发通知召集会议时都会规定参会人员的具体级别，比如，正科以上人员参加、副主任及其以上人员参加、主任及其以上人员参加、社委级别参加等。尽管其中多数为普通的日常会议，会议的内容在会后都要求各部门务必传达，但仍然会在参会资格上做出明确区隔，以刻意强化等级意识。

再次是出差规格的差距，在这方面广州各报的区隔相差无几。一般地，副主任及其以上级别的，出差可按需选择交通工具；而部门副主任位置以下的媒体人原则上只能选择飞机以外的交通工具。出差时每日的住宿费标准也存在强烈的区隔功能。

一般来说，普通记者编辑的出差住宿标准在250元左右，副主任在350元左右，主任在500元左右，社委级为600元左右，巨头级的在700元左右。

在这个高度层级化的社会阶梯上，每上一个层级，都意味着手中拥有更多可支配资源和更多自由意志的空间。政治上，越往上升迁，越拥有对稿件和版面的话语权，越具有刊发关系稿和阻止刊发不利关系稿的权威和能力。经济上，越往上升迁，首先表现为工资构成的各子项，即职务津贴、基本工资、月度奖金和年终奖都会上升到一个新台阶；其次，手中可支配的公款资源，诸如公车、对外接待费等都有更大的自由度；心理上，层级高了，便出入车骥，乃至前呼后拥。

正如一句俗语所说：“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小皇帝”，哪个常人不会认为当皇帝的感觉挺好？

四、媒体人的资源“变现”之途

本文借用“变现”这一经济术语，意指媒体人通过多种途径将自身从业资本积蓄到一定阶段和层次后，一次性地“变卖”成具有乘数放大效应的政治收益或经济收益。可以说，“变现”是当前中国媒体人比较热衷的一条价值实现通道。

概言之，媒体人的“变现”主要有四条路径，即政界“变现”、子报“变现”、跑线“变现”和他媒体“变现”。

首先是政界“变现”。由于中国人有“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而政治在中国社会里拥有对公共资源的强大掌控力和对寻常百姓生活的强大干涉力，因此政界对中国人总是充满了无尽的利益诱惑，历年公务员招考的火爆场面可算例证之一。而新闻业与政治存在着密切联系，所以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媒体人的“变现”通道便十分自然便捷。

不过，当代中国政坛的门槛并不低，而那些政坛高位的门槛之高更非常人所能企及。因此“变现”政界虽然是一些媒体人梦寐以求的梦想，但真正完成此等“变现”的人却不是很多。现任广州市委常委的薛晓峰可算是媒体人“变现”政界的颇为成功的例子。薛晓峰在步入政界前任《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社委；2004年9月他离开《广州日报》，任职中共广州市委秘书长；2005年8月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2007年2月后不再兼任市委秘书长，改兼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保税区、广州出口加工区管委会主任、党委主任和萝岗区委书记，分工管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保税区、广州出口加工区和萝岗区工作。

其次是子报“变现”。在此必须对目前中国报业集团的领导架构稍作说明。从当前中国多数报业集团的架构来看，二级部门就是主报的各处室部门，比如要闻部、经济新闻中心等，以及主报所创办、衍生出来的诸子报和诸经济实体，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信息时报》，《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新快报》和南方广告公司、大洋网等经济实体。

也就是说，在报业集团内，子报的级别相当于主报的一个新闻采编部门。换言之，子报的总编辑相当于主报的一个部门主任，子报的副总编相当于主报的一个部门副主任。所谓子报“变现”，就是从这种平级调动的意义上来说的。

比如，原《南方日报》时政新闻中心执行主任陶第迁2004年平移至《南方都市报》任执行总编辑，原《南方日报》时政新闻中心副主任崔向红2006年平移至《南方都市报》任副总编。这种平移所带给个人话语空间的扩展不言自明：平移前，他们只不过是一个省级机关报的二级部门领导而已，上面还有重重叠叠的决策层；平移后，成为一家市场认同度很高的都市类报纸的掌门人，直接进入决策层，更遑论数倍于平移前的月薪和年终奖了。

据笔者了解，在目前的中国报业，员工很热衷的那就是，先在主报攒够政治资本，然后平移至子报进行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双重“变现”。否则，你要么留在主报，有足够的耐心和技巧熬至社委级，要么在子报连熬到个中层干部都是难上加难。因此，子报目前是各报业集团中层干部为求“变现”而激烈角逐的关键场域。上升捷径之一就是这种“变现”方式，

第三是跑线“变现”，这种情形多发生在经济新闻部门的记者编辑当中，一些跑经济线的记者编辑乐于跳槽到经济管理部门或大企业，做公关、宣传等一些与文字相关的工作。由于媒体的经济新闻部所交往的多为经济管理部门或大企业，这些经济管理部门或大企业掌握大量可支配经济资源，员工收入不菲，更兼到这些部门工作后文字要求相对较低，因此跳槽者的采写压力比在报社轻松不少，在文字高手们的眼中有如“小儿科”游戏。

比如，原《南方日报》经济新闻中心电力线记者陈向阳跳槽到南方电网新闻中心；原《南方日报》经济新闻中心烟草线记者孙茂勇跳槽到广东中烟工业公司等。

第四是他媒体“变现”。通过这种路径“变现”的记者编辑大都在采编领域有一技之长，抓到某新闻事件后往往能“一炮走红”，从而适度炒热和包装自己，身价陡涨，随后便有条件“外卖”到其他媒体。这种“变现”还有一种形式，即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口碑不错的报纸中积累到一官半职，然后再转手“外卖”到他媒体担任要职。

这种他媒体“变现”早期以纸质媒体居多。迄今为止最著名的例子恐怕要数原《足球》报记者李响了。他依托自己娴熟的英语，以及与当时的中国足球队主教练米卢很好的私人关系，经常为《足球》报挖到比《体坛周报》记者更为独家的报道。2001年适逢“十强赛”和“世界杯”，《体坛周报》开出3个月百万元的价码将李响从《足球》挖走。

后来，这种“变现”多通过转往门户网站实现。《南方周末》在一篇报道中提到：“最近，《新京报》前总编杨斌加盟和讯网，担任总编辑。不久前，《南风窗》前总编辑陈菊红成为腾讯网总编；《新京报》副总编王跃春，曾短暂加入搜狐并担任常务副总编；《计算机世界》前副总裁、总编王超，加入广源传媒担任总裁；《经济观察报》社前社长何力，加入阳光媒体集团担任大中华区新媒体业务首席执行官” [1] 。这些“从纸上到网上”的媒体人“变现”价码，至少在时下的传媒圈内看来，令人咋舌。

2007年初，“中国金融网”以50万元的年薪聘请《财经》杂志前首席金融编辑、《财经时报》前任总编辑钮文新出任中国金融网副总裁兼总编辑。“除了50万的年薪，钮文新还将获得中国金融网相当价值的股权[2] ”。2006年5月，《环球企业家》杂志前总编李甬以年薪200万的身价加盟“网易”担任副总裁、总编辑。2006年10月，《经济观察报》前社长何力加盟“阳光传媒”的价码是，一次性补贴80万美元和100万人民币的年薪 [3]。

笔者以内部人在场的方式，具体论述了中国媒体内部政治的展开路径和运作逻辑，那就是，“工资＋外块”、升迁和变现。由此笔者试图揭示媒体政治的本质，即符号权力向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转换，以及组织资源向个人资源的转换。

本文揭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新闻界：它既不是媒体自己竭力宣称的社会公器，也不是媒体人标榜的民主、正义诉求的场所，其实质不过是一群媒体人追逐个人利益的平台。在林立的利益集团当中，媒体业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