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地矛盾逼出先发优势
    改革开放是普照的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逐步在全国铺开，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第一个巨大变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及其他各项改革措施，在全国虽然并不完全同步，但总体进程还是一致的。到党的十二大前后，改革开放已在全国如火如荼全面展开了。然而，就是在改革开放最初的5～6年间，也就是说到1984年前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变化在全国不同地区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异。这时在浙江的温台地区，工商业已有显著的发展，小工业、小市场已经遍布城乡。这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原地区，以及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普照之光的照耀下，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浙江的温台地区与内地有很大的区别？为什么像台州这样的资源禀赋很差，又无区位优势的地区能够率先发展？这是耐人寻味的。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考察1978年前后中国社会发展的状况，可以看到：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陷入了停滞状态，甚至在当时的东南沿海地区，包括江浙一带，在中国历史上总体上属于比较富庶的地区，实际上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近年来，我们在浙江的调研中，接触的大量史料，以及当事人的回忆都表明，当年的农村已经陷入停滞，当时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多数地区，特别是自然条件差、人多地少的地区，已经难以为继。当年，同在浙江离台州不远的义乌发生的那起著名的“农妇告县”的事件，直接触发了义乌的改革，以及后来“兴商建市”战略的形成。其实，这样的情形、类似的事件，在浙江乃至全国并不少见。当时的情况表明，在多数地区人民公社体制已经严重不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已经严重不符。30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已成如箭在弦之势。
    然而，改革开放兴起，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废止人民公社体制后，在不同地区的农村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区别很大。 
    在内地的多数地区，人民公社的束缚被打破后，农民的积极性迅速释放出来，农民扑向土地，将自己的热情和勤劳投入自己脚下的热土，干劲冲天地耕种劳作。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业生产力快速增长，粮食产量迅速提高，用了不长的时间，到1984年中国的粮食生产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但是，在浙江沿海的台州、温州一带的情况与内地，特别是与中原一带有很大的区别。“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台州，土地贫瘠，夏季多台风等自然灾害。台州这片热土，在当时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条件下，实际上已经很难承载那么多的人口了。台州地区的人地矛盾十分尖锐、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公社的束缚一经打破，在台州一带产生最突出的效应是，大批农民挣脱了土地的束缚，向工商业和异地转移，这两个“转移”实际上就是台州工业化，台州率先发展的起点。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城市里，尤其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随处可见走街串巷的农民，他们在城市计划经济体制刚刚松动出现的缝隙中寻找着生计。他们或贩运或摆摊，或修理或收购废品，从事简单的商业和手工业劳作。北京的中老年人现在还会记得，当年大批出现在街头巷尾的缝鞋匠、买豆腐的小商小贩，他们中间相当多的人就来自于浙江的台州、温州一带。这些背井离乡的浙江人，靠着他们的顽强，靠着他们的执著，靠着他们的聪明，在城市的夹缝中，在生活的边缘上生存了下来，甚至赚到了他们日后创业的“第一桶金”。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台州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竟是从这里，竟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如今台州数家产品行销全球的大型企业，如生产家用缝纫机厂商“飞跃”，就是靠着创业人邱继宝修鞋挣的几百块钱起家的。
    台州人以及浙江其他地区的外出经商务工的人们，含辛茹苦的劳作，在不经意间培养锻炼了台州人的经营能力。20世纪80年代，浙江沿海地带的外出打工者大多是个体外出，从事个体经营。出人意料的是，正是这种个体经营方式成为造就浙江第一代企业家的重要条件。与四川、河南等劳务输出大省不同的是，浙江外出务工人员大多是独立经营，无论生意多小，它是一个完整的生产经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营人员要处理全部问题，与各方面的人打交道，要学会寻找商机，要承担风险。在这样的实践中，浙江的小商小贩练就的经营本领，增长了才干，熟悉了生产关系的方方面面。这种方式与其他地区靠政府或中间商组织的劳务输出相比有本质的区别，集体劳务输出不与人打交道，是没有机会熟悉生产关系的，只是出卖劳动力。而浙江的个体户把独立经营活动变成了日后蜚声海内外“浙商”的训练所。
    文化，是个相当空泛的概念。往往是说不清楚的事情，就往文化身上一推。我们在这里也“偷懒”一次，把那个长久以来的困惑用文化解释一下。不过，这里文化还要更加宽泛一些，是地理、自然环境的“文化”，或者说是浙江极其尖锐的“人地矛盾”的“文化”，迫使当地人民实现了从农业向工商业的转移和从本地向外地的转移。在浙江调研，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改革开放的亲历者爱说“逼迫”这个词，他们常说，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工业化是逼出来的。台州一带“莫名其妙”的“忽然工业化”之奥妙，也许就在于这个“逼”字。过于尖锐的人地矛盾“逼”出了台州工业化的先发优势。

    二、文化特质转化崛起动力
    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研究一地的发展，总会说到文化，包括风土人情，人文精神一类。浙江人似乎特别爱把话题往文化上扯，而且总会有完整的让人难以反驳的解释系统，会有像模像样的漂亮故事。比如：温州人爱把当代温州的商业文化追溯到信奉实用主义的“永嘉学派”那里；义乌人喜欢回顾自己祖先艰苦创业“鸡毛换糖”的“拨浪鼓”精神。台州人没那么复杂，历史上这山海之间的贫瘠之地上斯文之事却也不多。于是，台州人便把当地剽悍淳朴的民风当作主流文化加以宣示，叫做台州人的“硬气”。这些文化故事固然看上去很像，颇有些道理，好听好看，但未必经得住推敲。尽管温州有个“永嘉学派”、义乌人有“拨浪鼓”精神、台州人很“硬气”，但这些哲学思想也好、民间文化也罢，在过去几百年里并没有给当地经济社会带来什么特殊的影响。“永嘉学派”早已湮没在故纸堆里，义乌人摇了800年的拨浪鼓也只是走街串巷“鸡毛换糖”而已。只是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光，浙江这块古老的百越之地才焕发了青春。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浙江乃至台州、温州、义乌等地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没有地域性人文特质的作用与影响，只是这样的问题还需要有具体而深入的观察、分析，不是一望而知那么简单。
    近年来，浙江是我们调研的一个重点地区。在调研中，我们也经常思考文化因素，特别是当地的人文特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这次的台州调研我们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加以关注。根据我们的观察与思考，我们认为：台州人的确具备一些特殊的人文气质，这些人文特质与浙江其他地区，如温州、义乌等地有一定的共同性，属于浙江文化中共有的元素，也有的更加具有台州特色，或者说，有些文化气质，如合作精神等在台州人特别是台州商人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和鲜明。 
    （一）讲求信用，无疑是台州乃至浙江经济异军突起的最重要文化因素 
    浙江商人为什么能够成功？浙江这个沿海小省为什么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脱颖而出？为什么出现“新浙商”、“新台商”这样的概念?我们感觉其中最重要的文化因素是浙商、台商，乃至这一地区的人群中比较紧密的亲情、乡情，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信任。遵守信用，是提高商业活动效率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其他社会活动实际上也是如此。原因很简单，相互信任，可以大大降低内部的交易成本。这一点被古今中外的无数历史事实被证明，今天的台州、浙江依然在演绎无数这样的故事。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粗具规模，但是，我们离建立比较成熟的专业化的商业、金融的信用体系还有很长的距离。也就是说，目前我国有法律和技术保障的规范化的商业信用制度与体系还远不完善，这就遑论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形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初起时，我国曾专门大量发行纸币，大幅度提高现金的市场流通量，目的就要解决缺乏银行信用体系的沿海地区的商业活动的需要。于是，就出现了商人们执成捆、成箱的现金进行交易的奇特景观。
    在缺乏规范化的法律与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商业交易成本无疑会上升，所有经济活动的交易风险很高，这是困扰经济活动的一个长期因素。反过来讲，如果一个地区或某个特殊人群中具有较好相互信任，有较好的商业信誉，反而会具有很大的商业优势。而诚实守信，至少是对“自己人”、在家乡人、熟人之间有良好的信任，正好是浙江的温州、台州、义乌等地比较鲜明的人文特质。实际上，以温台地区为代表的诚实守信的文化气质，成了在我国缺乏规范化法制化的信用制度情况下的一个文化代偿系统。我们认为，这是“新台商”、“新浙商”崛起的最主要的文化“密码”。 
    （二）善于合作，是台州人身上具有文化特质。也是台州商业成功、经济崛起的重要文化原因 
    与喜欢独闯天涯的温州人相比，台州人似乎更多了一点合作精神。这也许有历史方面的原因，比如温州在过去漂洋过海到国外的人多，老乡找老乡、老乡帮老乡，改革开放又形成了新一轮海外“淘金”热，一大批温州人走出去了。在这方面，台州人的情况就更差一些，台州人在外面没有温州人那么多的老乡，甚至在改革开放初期，台州人外出更多的是从事修理加工等行业，真正经商做买卖的也不如温州人多。
    也许是因为条件与基础更差，台州人更倾向于合作，更倾向大家集资做事。历史上就有“打硬股”，改革开放以后，就出现了股份合作制的经济组织形式和现象。股份合作制是台州人发明的一种十分特殊的经济制度，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股份合作制在台州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台州经济制度的“标签”。很显然，股份合作制背后的文化因素，就是台州善于合作的文化特质。 
    （三）沉稳理性，是在台州人身上。特别是台州企业家身上比较明显的文化气质
    与东北人的外向、四川人的健谈、广东人的灵活相比，浙江人显得低调得多。台州人不很健谈，与人交往似乎比较注意观察对方，比较有“准主意”。浙江人给人总的印象是比较沉稳的，浙江的知识分子似乎更喜欢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这与当前比较浮躁的学界气氛多少有些出入。台州人，特别是台州的企业家，即所谓“新台商”们，则显得更加沉稳，十分张扬的不多见，特别是中型企业的老板，一般都很不“起眼”，简直让人看不出是老板。这与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的特有的“中产阶级”，以及十分明显的“中产阶级”气质、“中产阶级”文化，形成对照。即使与内地，如四川、贵州一些中等城市所特有的那种前卫而时髦的文化氛围相比，台州这样富裕的地方绝对是相形见绌。台州等地的富裕人口比例已经很高，甚至丝毫不比大都市差，但台州这样的富裕地方显然远未形成大都市中常见的那种“中产阶级”的文化氛围。与大城市相比，台州绝对是个朴素的地方。这倒是个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 
    我们认为，台州人，特别是台州企业家身上沉稳理性的文化气质，也是台州经济持续发展，台州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有许多文化现象值得回味。改革开放大潮涌现出许多弄潮儿，不少企业和企业家，靠着他们的胆魄、靠着他们的执著，抓住机会，乘势而上，取得了成功。他们往往靠先机、先发，淘到了“第一桶金”，即具备初始资本；靠勤奋苦干发展了“第二桶金”，即建立了企业。但往往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些靠着胆魄、执著起家的老板，同样因为他们的“胆魄”与“执著”又败了家，因为那些“胆魄”、“执著”的反面，就是“蛮干”和“刚愎自用”。人们现在听到了越来越多的有关那些风光一时的企业家“中箭落马”或阴沟翻船的故事。“第三桶金”——把企业做大做强，做成现代企业，将来做成“百年老店”是对新一代中国企业家们的一个考验，对于许多人来说，也许就是无法逾越的关卡。
    但是，已经成为我国制造业重镇的台州，却大面积地涌现出了淘到“第三桶金”的企业家。这与台州企业家的特有的沉稳理性的行事风格与文化气质应当有内在的关联。我们在台州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企业以一亿元资产为界，一亿元以下要靠企业家个人管理，甚至是家族式管理；一亿元以上就要改制，搞“现代企业制度”，即聘用职业经理人。在这里，台州人似乎发现了一种企业管理的新规律。这个说法透露出台州企业家对不同企业管理模式的优劣，对自身优缺点的一种认识。这就是一种难得的理性。这种理性，也许是台州企业成功、经济成功的另一组文化“密码”。
    在我们看来，讲求信用、善于合作、沉稳理性，是台州人、台州企业家特有的文化气质。这种特有的文化气质应当在台州工业化、现代化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三、政治文化提供制度保障
    如果说台州的人文精神、民间的文化气质，为台州率先发展、经济崛起创造了条件，那么，台州的政治文化，台州政界的作风，也为台州的崛起与发展提供了政治制度方面的保障和有利条件。
    在台州调研，自然要与台州的党政领导，以及各级干部们打交道，自然要接触、阅读大量的历史文献、档案。从中我们感受了台州的一些带有地域性的政治文化。其中给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有这样三点。 
    （一）勤于学习，善于总结
    历史上，台州不仅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差，工业基础也很薄弱。据文化大革命后任台州地委书记的徐永三老先生回忆，“文革”中，一直到1972年秋天，台州的武斗都没有停止。这恐怕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改革开放以来，台州以及台州各地的党政领导部门十分注意学习、总结。台州政界注重学习的主要特色倒不是四处“取经”。徐永三书记的继任者魏夏久书记，在改革之初担任台州行署领导，他说过，台州的经济基础尤其是工业很薄弱，因为条件不同，宁波经验学不了，温州经验也不能学，只有走自己的路子。台州党政机构的学习主要是向本地的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的创造学习。对于实践中、群众中的创造，十分注意观察、研究，有好的就总结、试点、推广。
    在台州搞调研，感觉他们的历史资料十分齐全，许多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县一级，甚至县以下的文件、资料相当完整规范，实属可贵。以股份合作制的出现和推广为例，以股份合作形式集资、合作办企业的，在80年代初，甚至更早就已出现，实际上在当时的浙江，以及浙江以外的地方都有零星的出现，在当时也是形势所致，已经是呼之欲出了。但不同的是政府的注意力不同，关注的程度和认识敏感性、认识深度不同。当时台州的黄岩县委就十分敏感，注意及时的研究和总结。结果于1986年l0月，原中共黄岩县委、黄岩县人民政府印发了县农村工作部制定的《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成为全国地方党委、政府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的第一个“红头文件”。这种类似的例子在台州还有很多。 
    （二）注重制度建设，发挥制度作用
    台州政界不仅注意学习总结，对于进一步的制度化工作也有自己的一套做法和习惯。观察台州各级政府行政颇有些“制度主义”的味道一是形成制度倾向强烈；二是规章制度很多很细密。台州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发明了民主恳谈制度。既然在台州民主恳谈成为一种在相当范围里长期实行的有效制度，从另一方面说明，这项制度的产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应当已具备了基础。事实上，我们在其他地区调研，也发现了一些类似的情况。但是，台州之所以将民主恳谈加以推广、提高和规范，成为一种制度模式，这和台州市委、人大的工作密不可分。民主恳谈最初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温岭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中，台州市委很敏锐地认识到这种新型民主形式的意义。2001年5月，台州市委以中心组学习（扩大）会的形式，对全市范围内的基层民主制度和形式加以规范，统称“民主恳谈”，从此，民主恳谈这种民主新形式在台州全面推广。
    从民主恳谈的形成过程看，最为重要的经验是，及时总结、及时的制度化对于当前处于较快变化的我国社会的政治建设，十分重要。在快速发展进程中，新情况、新问题大量涌现，相应的在人民群众中，基层实践中大量涌现出各式各样的新做法、新对策。这些新东西中的多数是不完善，甚至是有欠缺的，因此多数情况也是昙花一现。各级党政领导对于群众和基层的创造态度，就成为许多政治发展的关键因素，领导具有眼光和胆识，看得准、抓得住，好的东西就留存下来，就形成了好的制度。上面不敏感，看不见，抓不住，许多好的做法就自生自灭了。台州市委把基层创造的民主恳谈及时地加以总结和规范，形成了制度，才使这一民主形式不断地发展完善，终于成为一项比较成熟和有推广价值的制度，对未来在“三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框架内进一步扩大民主、推进民主提_供了二个重要的启示，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生长点。 
    （三）持之以恒，一以贯之 
    台州政界还有个好风气，就是“萧规曹随”，改革开放以来历任领导总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将正确的做法发扬光大，沿着改革开放之初选定的正确战略路线不断向前推进。这一重要经验和做法，在浙江许多地区的发展中都有体现，比如：义乌历经20多年，历经8任领导班子始终不懈地坚持“兴商建市”的既定方针不动摇，结果终于修得正果。台州也是如此。 
    我们在台州调研，特别是研读改革开放以来历任主要领导重要讲话和历次市党代会重要文件时发现，各位党政主要领导都要说一些新话，都有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发展水平提出一些新的主张、新的办法，但他们却是“万变不离其宗”，对台州在20世纪80年代确定内生型工业化的战略选择没有任何偏离，相反都是围绕这一根本做各式各样的工作，不断地开辟发展道路。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风格与做法，使台州的崛起受益匪浅，使台州的百姓受益匪浅。希望这样的政治文化还能继续造福于台州和台州人民。